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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美的微笑——记安徽省淮南市线上ag现场|首页立案庭法官汤贯方
日期:2012年10月11日   作者:   浏览数:7685   字体:[ ]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 清晨7点半刚过,汤贯方撑着一把破旧的黑色雨伞来到安徽省淮南市线上ag现场|首页。他抖了抖雨伞上的水,走进办公室。简单收拾了一下,又打好了热水,汤贯方在办公桌前坐下,拿出上班路上花一元钱买的几个包子,就着白开水吃了起来。

    透过立案窗口的玻璃,汤贯方看着门外越下越大的雨,今天应该是个“清闲”的日子。

   “清闲”的半天

   “这婚非离不可,一天也不能再拖了!”

   “离就离,这日子早就没法过了!”

    包子还没吃完,一对夫妻吵吵嚷嚷地来到了法院。汤贯方赶紧擦了擦嘴,把剩下的包子塞进了抽屉,笑呵呵地说:“两位别急,有话慢慢说。”

   “我们来离婚,材料都准备好了,这是结婚证,这是起诉书……”男子将材料一张一张从窗口递给汤贯方,他妻子站在旁边把头扭向另一边。

    汤贯方接过材料,一边看一边说:“你们这么年轻,为什么非要分开呢?等一下,咱们到一边聊聊。”他站起身,走出办公室,把这对小夫妻带到旁边的一间调解室里。

   “你先说说,为什么要和妻子离婚。”汤贯方问。

   “这么多年,她一点都不顾家,就知道打牌……”男方的话还没说完,女方急了:“到底是谁不顾家,每天早出晚归,从来不往家里拿钱……”

   “两位都消消气,我听明白了,都是些小事,成一个家不容易,你们都还年轻,孩子又那么小,可别赌一时之气,害了自己也害了孩子……”汤贯方微笑着劝道。

   “法官,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,我们都考虑清楚了,你就帮我们办了吧。”

    汤贯方又劝了劝两人,让他们回去再“合计”一下。

    夫妻俩走后,立案大厅又变得空空荡荡。汤贯方回到办公室坐下,看了眼办公桌上的台历:11月30日。他忽然想起两天前的一个电话。打电话的是一个叫刘向阳的,说是出车祸腿被撞伤,准备起诉,询问要准备哪些材料,并约好今天来立案。窗外的雨还没有停,汤贯方拨通了刘向阳的电话,决定上门立案。

    半个小时后,警车在高皇镇张岗村的一条小路旁停了下来。汤贯方背着个黑色的公文包下了车。穿过一条泥泞的小路,汤贯方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刘向阳家。

    这是一处三间平房的农舍。刘向阳正穿着棉睡衣坐在昏暗凌乱的卧室门口等着。汤贯方简单地问了问案情。

    “10月15日,我骑着我的三轮车送货,回来的路上和对方的三轮撞上了。我的关节不能活动了,已经做了一次手术,马上还要再做手术,他要是再不赔钱,我就没钱做手术了。”刘向阳很焦急。

    汤贯方拉起刘向阳的裤腿看了看伤口:“伤得这么重,材料都准备好了吗?”

    “按你电话里说的都准备全了,这是事故认定书,这是医院的发票……”刘向阳把材料递给汤贯方。汤贯方仔细地审查了一遍,帮刘向阳做好了立案手续,并排好了开庭日期。

    离开刘向阳家,看时间还早,汤贯方决定到高皇镇司法所,看看能不能把前几天司法所所长王艳说的那个案子调解掉。

    来到高皇镇镇政府,王艳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“这个案子我们已经调了很多次,双方都已经同意离婚,我们都要出调解书了,双方又反悔了,主要是财产问题,非要起诉不可。”王艳向汤贯方介绍,“刚你说要过来,我把他们都叫来了,都在楼上呢。”

    汤贯方来到楼上的调解室,一对年轻夫妇已经面对面坐在桌旁。汤贯方给两人倒了杯水,在调解员的座位坐下,看了看起诉书。

    “杨希利,你对你妻子的诉讼请求有什么看法?”汤贯方问。

    “看法多了!她坚持离婚,我也没办法,但她房子也要东西也要,孩子的抚养费却不肯出!”杨希利说。“东西本来就有我一份,我现在又没有工作,哪有钱出抚养费。”郁珍委屈地说。

    “丫头,别着急,我看出来了,他对你还是有感情的,从长远看,你们还是应该和好好好过。这样吧,再给他个机会,你对他有什么不满,跟我说,我让他给你写个保证书,我来作证,让他好好改。”汤贯方说。

    “结婚三年了,天天吵,我给他多少机会了,我不可能再跟他过了。”郁珍很坚定。

    “孩子,人的一生要经历的坎坷多了,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,有问题要去面对,去解决,你在这段婚姻中遇到困难就躲避,那下一段婚姻呢?再有困难还躲避吗?”汤贯方微笑着,那语气就像在劝自己的孩子。

    经过一番苦口婆心地劝解,女方同意放弃财产请求,给付孩子抚养费,但仍坚持离婚。双方在汤贯方的主持下签订了离婚协议。

    回到法院,已近中午。汤贯方从抽屉里取出已凉透了的包子,放在热水里烫了一下,接着吃了起来。

    孤独的老人

    “对当事人,老汤总是笑眯眯的。”潘集法院立案庭庭长耿成志说,“忙的时候,一天要接待四五十人,他能一坐坐半天,还一直笑呵呵的。当事人只知道法院有个汤法官态度好、很耐心,总是一副憨憨的笑脸,可他们不知道,在这笑脸背后,是怎样的一段经历。”

    汤贯方的妻子是个户籍警。1985年10月,本就体弱多病的妻子天天低烧,腹泻不止,身上起了很多红色斑点。汤贯方陪妻子到淮南的几家医院都没查出病因。打点青霉素,情况好一些,可一停药,妻子的病就又犯了。医生建议他们到上海的大医院看看。

    到了上海,经过一番检查,结果出来了:红斑狼疮,一种免疫系统的不治之症。

    “这种病容易引发许多并发症,所以要特别注意,不能碰凉水,不能累着,还要尽量避免感冒。”汤贯方说,“她的病没法根治,西医只能靠抗生素缓解,所以,从上海出院回来后,就一直让她吃中药调理。”

    妻子身体不好,所有的家务自然就落在了汤贯方的身上。买菜、烧饭、洗衣服、照顾年幼的儿子……也就是在那段时间,由于工作突出,汤贯方从淮南矿务局被调到了潘集法院工作。

    调到新的岗位,汤贯方白天上班,晚上做家务、熬药,照顾生病的妻子,得点空闲还要看书,复习法律业大的课程。就这样,汤贯方很快从一个“门外汉”变成了庭里每年审理100多件案子的业务骨干。

    日子一天一天,忙碌而又平淡。直到1994年的那个冬天,上初中的儿子小便时发现便中有血。儿子惊慌失措地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汤贯方。忙于办案的汤贯方以为是有炎症,便带儿子到离家不远的小诊所打了几天消炎针。

    “当时不懂啊,如果早点带儿子到大医院,也许情况会好些。”汤贯方压低了声音,内疚地说,“打了几天针,仍不见好,我才带他去医院,结果查出来,已经是慢性肾炎了。”

    “我工作太忙,又要照顾妻子,如果不是这样,早点带儿子治疗,也许他会好些。”汤贯方的声音哽噎了,他低下头抬起右手捂住双眼。

    从此,这个三口之家又多了一个病人。

    “我每天熬好爱人的药,再给儿子熬药。”汤贯方平复了一下情绪,接着说,“当时我俩的工资加起来不到2000元,一服药就要几百元。为了给他俩治病,我看了很多中医药方面的书,每个周末,我就骑着自行车到八公山上自己去挖草药。然后把挖来的草药回家晒晒给他们熬。”

    这么难的日子,汤贯方没有请过一天假,也没有觉得辛苦。“虽然忙点,可我也没觉得累,回到家里,能和他们聊一聊,感觉挺好的,也没觉得苦。”汤贯方说。

    2005年,汤贯方妻子的病情恶化了。“那段时间她经常拉肚子,到医院后,发现小肠里长了个瘤,因为她有红斑狼疮,不能开刀治疗。”汤贯方停顿了一会儿,接着说,“3月份,她就走了。”

    “妻子走后,儿子的心情一直不好,让他喝药他也不肯喝,还经常跟我发脾气,说我只顾工作,没照顾好他妈妈,连他妈妈走时我都没有陪在身边。儿子怨我。”汤贯方叹了口气,“08年8月下旬,儿子的病也重了,不停地呕吐,吃不进也喝不进,到医院时,已经是肾衰竭了。”

    “那天,老汤来找我请半天假,说儿子病了。”耿成志回忆,“以前只知道他妻子身体不好,从没听他说过儿子的情况,我就问他,儿子怎么了。他说没事,感冒了。我让他带儿子打吊针去。第二天中午,他给我打电话,说‘孩子走了’。我还说‘走哪去了?感冒还没好,赶紧叫他回来,把病治好。’电话那边他半天没说话,好半天他才说‘走了就是死了’。”

    “当时听了我都蒙了,他孩子我认识,怎么突然就走了。老汤这么厚道一个人,怎么什么事都赶他身上了。”耿成志说,“我当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”

    “那天,从人民医院到火葬场的路上,车里,老汤一直两手抓着儿子的手。”立案庭副庭长汪帅华说,“到了火葬场,老汤突然说‘快叫医生!我觉得孩子的手还是热的!’当时大家都想,他儿子都在医院太平间里躺了两天了,怎么可能。可是看他那么急切的样子,我们也不好说什么,只能打电话叫来了医生。医生走后,老汤呆呆地看着他儿子的尸体,一句话也不说。”

    “他儿子去世后,他只请了一天假。”立案庭法官王星说,“办完儿子丧事,第二天汤老师就来上班了。他看上去特别的平静,和往常一样接待当事人,办理立案手续。但那天快中午时,我去打水,听见楼道那头有抽泣声,我走过去才看到,汤老师正蹲在墙角两手抱着头哭。看得我心里挺难受的,劝他在家多休息几天,调整一下心情,他却说‘待在家里更难受,还不如来上班,有点事做。’”

    “有时候,下班买菜,看到汤老师一个人拎着两个馒头,身后跟着一只小黄狗,那画面,真的挺凄凉的。”王星说。

    公道的“汤老大”

    “汤老大实在是个好人!”十几年过去了,说起汤贯方,李桂岩仍一直竖着大拇指,“他一口水没喝我的,一口烟没抽我的,为我的事,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跑了不知多少趟。他总是笑呵呵地,可耐心地听我说,他办事,真是对过(公道)。他就是我的亲老大(大哥),比我亲爷们都亲!”

    李桂岩和李庆户是表兄弟,又是田挨田的“邻居”。1994年7月,李桂岩发现李庆户把田垄向旁边移了一些,这一移,占去了李桂岩家的两分地。

   “农村话说‘老婆田地不让人’,我当然跟他急了。吵着吵着后来就动了手。”李桂岩说,“他用铁锹打伤了我的头,我也打了他。对方家大人多是个大户,生产队都有他家亲戚。我家没钱没人,所以出了事之后,村里人都不管。后来俺俩都把对方告到了法院。”

    经过审理,汤贯方判决李桂岩赔偿李庆户295元;李庆户赔偿李桂岩1078元。

    案子审完了,矛盾却没有化解,田地的问题不解决,两家还会产生新的纠纷。为了彻底化解两家的怨恨,汤贯方找到村干部,要来村里的土地承包资料,当着两家人的面,一点一点地丈量土地,并在新测好的地界契上木桩。在事实的面前,李庆户无话可说。

    “汤老大就是包青天再世!”李桂岩说,“要不是他,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呀。他不仅把地的问题给我们解决了,还费了好大的劲给俺两家做调解。现在我俩又是一家人了,今天中午我们还在一块喝酒呢!”

    可敬的汤老师

    20年前,潘集区田集街道主任助理朱敬良曾是汤贯方的“徒弟”,如今,他是他最好的朋友。

    “1993年,我刚刚参加工作,就被借调到田集法庭,那时我的老师就是汤贯方。”朱敬良说,“跟着他的那段时间,很辛苦,基本上就没有周末,每天就是骑个自行车走村入户,送达、调解、执行。法庭所辖两个乡的所有村我们都跑遍了,自行车脚蹬都换了不下20个。那三年虽然吃了很多苦,受了很多累,但我在汤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,他教会了我如何做人,如何做事,他的人格影响了我一生。”

    “有一次我跟他去抱鹅山,对一起离婚案调查取证,山路不好走,我们车的右前轮都已经掉到山崖下了,差一点就没命了。”回忆当时的情景,朱敬良至今仍心有余悸,“为了那起案子,我们上山就上了多少趟,还有一次,回来时天已经黑了,又下着大雨,车子陷在泥里出不来,三更半夜,我俩冒着雨找到当地的村民帮我们推车。”

    “都说好人有好报,可想起汤老师,我心里就难受。”朱敬良,这个身高近一米八,高大健硕的男人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,“他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,却承受了这么多。他的两个最亲的亲人都是我送走的,每年的清明、中秋、春节也都是我陪着他,和他一起去上坟扫墓。”

    “很多人不理解汤老师,那次我陪他去孩子母亲那边的一个亲戚家,他们不让他进门,说‘你整天忙的什么?老婆走了,孩子也走了!’汤老师站在那一句话也不说。”朱敬良擦了擦眼泪说,“我觉得他挺委屈的,这些年家里家外的。每天早上给他们做好饭,有时候自己来不及吃,就在路上买点包子当早餐。”

    “你们可以去问问,在我们那,人们都叫他老汤或者汤老大,没有一个人叫他汤法官。他真的是个好人。”朱敬良哽噎着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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